我叫张卫国，今年六十五。
这辈子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就是在红星机械厂老老实实干了一辈子，从学徒做到车间副主任，图纸看得多，车床摸得多，跟人打交道的本事，反倒没练出来多少。
老伴儿走了三年，儿子在北京安家，工作忙，能打个电话就算惦记。家里那套三居室，原先嫌小，等人都散了，才觉得大得吓人。晚上睡到半夜，翻个身，听见的不是呼噜声，不是咳嗽声，不是厨房里水壶“滋啦滋啦”的响动，就只是墙上钟表走针的声音，一下一下，敲得人心里发空。
刚退休那阵子，我还觉得清闲挺好，早上睡到自然醒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出门就出门。可日子一长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人这东西，真不能闲太久，尤其到了我这个岁数，一闲，脑子就容易胡思乱想，身体也跟着犯懒。今天这儿疼，明天那儿酸，去医院一查，也查不出什么大毛病，就是缺点人气儿。
所以后来，我也学着别人去人民公园遛弯。
公园那地方，真是个神奇地界。有人打太极，有人甩鞭子，有人练嗓子，唱得跟专业的似的，还有人拿着个收音机听评书，摇头晃脑。最热闹的，还是中间那块跳交谊舞的空地。只要音乐一响，人就跟上了发条一样，男的女的，手一搭，腰一扶，立马就转起来了。
我一开始是站边上看，真没想过自己能下场。不是我矫情，主要是不会。我们那个年代的男人，别说搂着女人跳舞了，年轻时候拉个手都得鼓半天勇气。可看久了，心里也痒。人嘛，再老，也有个想热闹的心。
方文娟就是那个时候走进我眼里的。
她不属于那种特别扎眼的人，不会像有些阿姨那样，穿得红红绿绿，隔老远就看见。她总是很干净，很利索，衣服不花，但熨得平平整整，鞋子也总是擦得亮。她站在人群边上时不怎么说话，可一进舞池，整个人像变了样，背挺得直，步子轻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，看着就舒服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她退休前是小学音乐老师，难怪说话轻声细气，走路都像踩着拍子似的。
那天公园里放的是《蓝色的多瑙河》，周围人都两两成对，我一个人站着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正好她跳完一曲下来，站在边上整理裙摆。我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对了，突然就走过去了。
“方老师，能不能……请你跳一曲？”
我这话说出来的时候，舌头都差点打结。六十五的人了，脸还烧得厉害，自己都觉得丢人。
她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笑了，笑得挺自然，不是那种故意给面子的客套笑。
“行啊，张大哥。”
她认识我，我当时心里还挺高兴。
结果这一跳，我算是把老脸丢尽了。左脚绊右脚，前进一步退两步，方向都找不着，手放她腰上也不敢用力，跟扶着个瓷器似的。一首曲子下来，我踩了她几脚，我自己都记不清了。
我忙着赔不是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是真不会。”
她一点没不高兴，反倒笑着说：“不会怕什么，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。你听节奏挺准，练练就行。”
她这句话，说实话，把我给说动了。
人老了以后，最怕的不是摔跤，也不是生病，是那种被人嫌弃的感觉。你笨点，慢点，反应迟点，别人一个眼神，你心里都明白。可她没嫌我笨，反倒夸我一句，我那点没出息的劲儿一下子就上来了。
从那以后，我就跟着她学。
先学站姿，再学步子，先学慢三，再学四步。她脾气是真好，我一步错了，她就带着我重来，脚该往哪儿迈，手该怎么放，头不能低，背不能塌，她都慢慢教。有时候旁边有人起哄，说“老张艳福不浅啊，找了个好老师”，她也不接话，就低头笑笑。
我呢，学得格外认真。说来也怪，年轻时候让我学什么都没这股劲头，老了倒像个学生似的，回家还在客厅里偷偷练步子。地砖都快让我磨出花来了。
半年不到，我还真能拿得出手了。
后来，公园里不少人都默认我和方文娟是一对固定舞伴。每天三点，不用约，到点了彼此就都在。要是哪天下雨，或者谁有事没来，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跳完舞以后，我们有时候在公园长椅上坐一会儿，有时候绕着湖边慢慢走。说的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无非是今天菜价涨了，谁家孩子出息了，年轻时吃过什么苦，老了又怕什么病。可这些话，跟别人说没意思，跟她说，我就愿意多说几句。
她跟我讲她的过去，说她离过婚，男人在外头有了别人，闹得挺难看。她那时候一边上班，一边带女儿，吃了不少苦。好在女儿争气，后来出了国，在那边结了婚安了家。可安了家归安了家，人不在身边，终归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她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总会轻轻叹一口气。
我也跟她说我的事。说我老伴儿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嘴上天天嫌我脾气倔，实际上连我袜子放哪儿都替我记着。说儿子小时候调皮，把家里门板刻得一道一道的，挨了我打，转头还往我怀里钻。说着说着，自己都能笑出来，可笑完以后，心里又空一点。
有一回她问我：“张大哥，你回家以后，最怕什么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最怕开门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门一开，家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以前再晚回来，屋里总有人。现在灯是冷的，桌子是冷的，连拖鞋都像没人穿过似的。”
她听完没说话，低头看着脚边的落叶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轻声说：“我也一样。”
就这么一句话，什么都不用多说了。
人到晚年，很多感情不是一下子轰轰烈烈长出来的，它就是一点点渗出来的。像冬天里屋檐下那点暖气，不够烫，可你站近了，就舍不得走。
再后来，她偶尔会叫我去她家吃饭。
她住的是老小区，一室一厅，房子不大，楼道窄，墙皮也旧了，可进门以后亮堂堂的，地上干净得能照见影子。阳台上摆了好多花，什么君子兰、吊兰、长寿花，一盆一盆都养得精神。厨房也收拾得有条有理，酱油瓶醋瓶都摆成一排，锅盖擦得发亮。
她最常做的，是西红柿鸡蛋面，汤浓浓的，鸡蛋打得很多，有时候还会拌个黄瓜，切一小盘酱牛肉。东西不算多，可吃着特别顺口。我不是没吃过好东西，可一个人吃饭和两个人吃饭，那味道真不一样。
我吃着面，她在一边问：“咸不咸？面硬不硬？”
我就说：“好吃，比馆子里强。”
她听了总笑：“你就会捧人。”
洗碗这活儿，我每次都抢着干。她起初还拦两下，后来也不拦了，就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我在那儿笨手笨脚地冲盘子。有次我把围裙系反了，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说我不像个副主任，像个刚学做家务的小年轻。
那一刻，我心里头热乎乎的。
我不是没想过以后。
说白了，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，谈感情，跟年轻时不是一回事。年轻人是奔着心跳去的，我们更多是奔着踏实去的。谁不想吃饭的时候有人说句话，生病的时候有人递杯水，晚上看电视的时候，旁边沙发上坐着个人，哪怕不聊天，屋里也有活气。
所以那个秋天下雨的晚上，她拎着保温桶来看我时，我心里那根线，就彻底绷不住了。
那天膝盖疼得厉害，我没去公园，在家看电视。电视里放什么我也没看进去，正揉腿呢，她电话来了，问我疼不疼。没过多久，她就提着一桶姜母鸭汤上门了。
汤一打开，满屋都是香气。她盛给我，叫我趁热喝，还从包里拿出一小包膏药，说是特意给我买的。等我喝得额头冒汗，她又拿毛巾替我擦了擦。
那一下，说实话，我心都软了。
很多年了，没人在这种小事上这么细细地管过我。
我看着她，脑子里也没多想，话就自己跑出来了。
“文娟，你愿不愿意，搬过来跟我一起住？”
她当时脸一下红了，像是没料到我会这么直接。她低下头，手指捏着杯沿，半天没说话。我也知道这事儿不是小事，赶紧补了一句，说咱们都这个年纪了，不折腾虚的，就图个搭伙过日子，彼此有个照应。
她听完以后，眼圈有点红。
“张大哥，你让我想想。”
那几天我过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白天去公园也心不在焉，晚上回家更是睡不着。心里一会儿觉得她会答应，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太冒失。甚至连老伴儿的照片，我都拿起来放下好几回，像是在征求她意见似的。
第三天傍晚，门铃响了。
我打开门，看见方文娟站在门口，眼睛有点肿。她一进门，也没兜圈子，就说：“张大哥，我想好了，我愿意。”
我当时高兴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，连说了好几个“真的”。
可她马上又说了一句：“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”
我那时候正高兴，压根没往深里想，只觉得人家一个女人，搬到别人家里来，提个条件也正常。于是我拍着胸脯说，别说一个条件，十个都行。
她抿嘴笑了一下，说：“等我搬进来那天，我再跟你说。”
现在回头一看，那笑里头，已经有东西了。可那会儿我哪儿看得出来，我满脑子都在盘算怎么把家收拾得像样些。
接下来几天，我忙得脚打后脑勺。
先把朝南那间次卧收拾出来。原先那屋是书房，放着旧书柜和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我一件件搬，一趟趟清。旧床垫不要了，换新的；衣柜老了，换新的；窗帘颜色太深，也换了。床单被罩我挑了好久，最后选了浅底碎花的，不艳，耐看。我还特意去花市买了几盆绿植，想着她喜欢花草，摆阳台上正合适。
整个家，我里里外外擦了好几遍，连厨房抽油烟机都拆下来洗了。邻居看见我忙成这样，还打趣我，说老张这是第二春到了。
我嘴上骂他们瞎说，心里头却是甜的。
我甚至给儿子打了个电话，把这事告诉他。
儿子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爸，您自己想清楚就行，但别太轻信人。”
我有点不爱听，觉得他把人想坏了，就说文娟不是那种人。儿子也没跟我争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反正您留个心眼。”
我哪儿听得进去。
一星期后，方文娟搬来了。
东西真不多，就两个行李箱，一个布包。我帮她把行李拿进屋，她站在卧室门口看了好一会儿，眼里亮亮的，说：“张大哥，你真是费心了。”
我摆摆手，说：“以后这就是你的家，费点心算什么。”
那天我特意下厨做了几个拿手菜。红烧肉炖得软烂，鱼蒸得火候正好，还炒了她爱吃的木耳山药，做了个排骨汤。饭桌上我还开了瓶酒，不是什么名贵的，就是图个喜庆。
吃饭的时候气氛很好，我们聊得也多。
我说等来年春天暖和了，我们一起去江南走走，看看她一直念叨的苏州园林。她说好，到时候还想坐一次乌篷船。我又说等以后年纪再大些，腿脚不好了，就在家里阳台上晒太阳，你种花，我泡茶。她笑着说，那她就给我唱歌，省得我嫌闷。
那些话，当时听着多像日子啊。
我真信了。
吃完饭，我照旧去厨房收拾。等我把碗洗完，擦干手出来时，她已经换上睡衣坐在沙发上了。客厅灯光挺暖，桌上的杯子里还冒着热气。她看见我出来，朝身边的位置拍了拍。
“张大哥，你坐，我跟你说件事。”
我一听，心里就知道，那个“条件”要来了。
可我真没想到，会是那么一件事。
她从随身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，放到茶几上，慢慢推到我面前。
“你先看看。”
我以为是什么存折啊，体检单啊，没当回事。可等我把文件抽出来，看到最上头那一行字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
《同居财产协议》。
我眼睛都有点发直，又低头仔细看了一遍，没看错，确实是这几个字。
再往下看，甲方是我，乙方是方文娟。条款一条条打得明明白白。第一条，就是要我在一个月之内把房子过户到她名下；第二条，是我的养老金以后全部交由她管理；第三条更绝，万一以后感情出了问题，房子仍旧归她，我不能追讨。
我一张一张往下翻，手都开始发凉。
后面还有什么我的存款安排，医疗支出由谁决定，甚至提到了如果我去世以后，部分遗留财物由她优先处置。
我看得眼前一阵一阵发黑。
好半天，我才抬起头，问她：“文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她坐得很平静，像是早就演练过这场面似的。
“张大哥，你别多想，这就是个保障。咱们把话说在前头，日后才好相处。”
我都快气笑了：“保障？把我的房子写你名下，把我的退休金交给你，这叫保障谁？”
她皱了皱眉，语气也认真起来：“当然是保障我。你想啊，我搬到你这儿来，名不正言不顺，万一以后你儿子回来，不认我，把我赶出去，我怎么办？我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。”
“那我的后路呢？”我盯着她问。
“你不是还有我吗？”她答得很顺。
这句话，把我说得后背发凉。
我看着她，越看越陌生。还是那张脸，还是那个声调，可我忽然觉得，眼前这个人，我压根没认识过。
我压着火气，说：“文娟，咱们认识大半年，我是真心想跟你过日子，才让你搬进来。可你这协议，不是过日子，你这是冲着我的家底来的。”
她听我这么说，脸色一下子不太好看了。
“张卫国，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我一个女人，到这个岁数了，图点安全感有错吗？我女儿不在身边，我一个人吃了多少苦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跟你搭伙，不也是冒风险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嘴上一套，心里一套？”
“所以你的安全感，就得拿我的房子来换？”我问。
“房子写我名字，我才安心。”她说得特别直接，“钱由我管着，日子才过得明白。你一个大男人，哪会过这些细账。”
我听见这话，心里最后那点热乎气，慢慢地，就凉透了。
有些事，骗自己一次可以，骗自己两次就没意思了。她说得再委婉，本质也没变。她要的根本不是陪伴，不是晚年有个照应，她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，是房本，是退休金，是我这辈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全部家当。
我忽然就不想吵了。
跟这样的人吵，没意思。
我站起身，她还以为我生气归生气，最后还是会妥协，便也跟着站了起来，语气放软了点：“张大哥，你先别急，协议嘛，不满意还可以改。咱们慢慢商量。”
我没接她这话，转身就进了卧室。
她在后头问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
我没理。
我打开柜子，把自己的身份证、医保卡、银行卡一股脑装进包里，又扯了几件衣服塞进去。她跟进来，看见我在收东西，声音一下变了。
“张卫国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我拉上拉链，说：“没什么意思。我不跟你住了。”
她像是不敢相信，瞪着我：“就因为一份协议，你就翻脸？”
“不是因为协议。”我看着她，心里那点难受反倒平了，“是因为我今天才知道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。”
她还想说什么，我已经拎着包往外走了。
走到门口时，她冲过来拽住我胳膊，急得声音都变尖了：“你不能走！今天才第一天，你走了算怎么回事？别人知道了怎么想我？”
听见这句话，我心里一阵发冷。
到这时候了，她先想着的，还是别人怎么看她。
我一点一点掰开她的手，说：“方文娟，我这把年纪了，孤单归孤单，可还没糊涂到把自己卖了。”
说完，我开门就走。
楼道里灯光昏黄，风从窗缝里灌进来，吹得我脑门发凉。我一步一步往下走，脚底下都是虚的。走到楼下时，我才发现自己手一直在抖。
人活到六十五，突然从自己家里拎着包出来，那滋味真不好受。
我在小区花坛边上坐了很久，想抽烟，摸了半天才想起来，烟早戒了。后来还是去小卖部买了一包，坐在那里，一根接一根地抽。夜里小区安安静静的，偶尔有人骑车过去，车轮压过地面，声音空荡荡的。
我脑子里一直在过电影。
她第一次教我跳舞的样子，她在厨房下面的样子，她在雨天给我送汤的样子，还有刚才把协议推到我面前时那副平静的样子。前面的每一幕有多暖，后面这一幕就有多扎心。
我还想起老伴儿。
这套房子，是我和她一块熬出来的。从筒子楼搬到家属楼，再到后来分这套三居室，我们不知道高兴了多久。装修时为了买便宜点的瓷砖，我俩骑着自行车跑了半个城。买沙发那天，她坐上去试了又试，硬是跟人磨下来两百块钱。厨房那块小花砖，是她自己挑的，她说做饭的地方也得看着喜庆。
这些年，这房子里有她的笑，有儿子的哭，有一家三口吵吵闹闹的日子。哪怕她走了，这里也还是她留下的地方。
可我差一点，就要亲手把这地方送出去。
想到这儿，我后背直冒汗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找了家小旅馆住下。房间很小，有股潮气，我往床上一躺，鞋都没脱，脑子还在嗡嗡响。迷迷糊糊睡了一阵，醒来时，手机上全是未接来电，都是儿子打的。
我接起来，刚“喂”了一声，儿子就问我在哪儿，声音特别急。
我本来还想瞒着，可一听见他的声音，心里那股委屈一下子顶上来了。人就是这样，平时再撑着，一碰到自己孩子，防线就没了。我把事情一五一十说了，说着说着，自己都哽咽了。
儿子听完以后，半天没说话，最后只说：“爸，地址发我，我今天就回去。”
第二天下午，他真回来了。
一见面，他先带我吃饭，又给我换了个干净点的酒店，一句埋怨都没有。等我情绪缓过来，他才跟我说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我当时其实有点灰心了。我心想，房子我不要了都行，只要别再跟方文娟扯上关系。可儿子不答应。他说，那不是我一个人的房子，那里面还有我妈的一辈子，不能平白让人惦记。
他先去问律师，又去派出所打听。最后告诉我，房子既然还没过户，协议我也没签，这事在法律上她占不到便宜。问题是，要彻底断干净，得把话说透。
然后他问我：“爸，您跟她说过她欠债的事吗？”
我一下愣住了：“欠债？什么欠债？”
儿子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查了她。”
原来，我给他打那个电话，说我要跟方文娟搭伙的时候，他心里就犯嘀咕了。后来事情一出，他更觉得不对，就托北京那边朋友帮着打听，结果一查，查出不少东西。
方文娟之前参与过一个什么投资，说白了就是被人忽悠着把钱投进去，后来盘子崩了，不光自己赔光了积蓄，还借了外债。债主三天两头找她，法院那边都有记录。
我听完，半天没说出话。
不是我心狠，实在是这事太叫人发冷。原来她那份协议不是一时起意，她是早就盘算好了。
儿子让我给她打电话，就说我想通了，愿意谈，让她出来见一面。
我不太愿意再见她，可为了把事情彻底了断，还是照做了。
见面的地方约在一家茶馆。包间不大，桌上摆着热水和点心。她来的时候，化了淡妆，可还是盖不住脸上的憔悴。看见我儿子也在，她明显愣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又坐了下来。
儿子没跟她绕弯子，开门见山就把那份协议拿出来了。
“方阿姨，我爸说，他原本是真心想跟您好好过日子。”
她低着头，没吭声。
“可您这份协议，不像是过日子的诚意，倒像是奔着财产来的。”儿子说得很平，但字字都不轻。
她立刻抬头，脸上有点挂不住：“你一个孩子，懂什么？我们老年人搭伙，本来就得把利益说清楚。”
“是得说清楚。”儿子点点头，“那就说清楚点。您是不是在外头欠了很多钱？”
这话一出，她整个人像被人点了穴一样，僵住了。
儿子把几张复印件放到她面前，都是她的欠款和执行记录。她看了一眼，脸色一下白了，连嘴唇都没血色。
“您接近我爸，到底是想找个伴儿，还是想找个能替您填窟窿的人？”儿子问。
她不说话，手攥得死紧。
我坐在旁边，只觉得胸口一阵一阵发闷。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想明白了，可真听到这些东西摆上台面，心里还是难受。因为这等于把我之前那点真心，当场掰开给我看，告诉我那就是个笑话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方文娟突然哭了。
她不是那种梨花带雨的哭，是那种压了很久，压到最后崩开的哭。她一边哭一边说她这些年怎么难，离婚以后怎么一个人扛，女儿怎么不贴心，钱又是怎么被骗走的，债主怎么堵门，她晚上怎么睡不着觉。
她说：“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我能怎么办？我总得活下去吧？”
我听着，心里也不是一点触动没有。人到了绝路，确实容易生出歪心思。可有触动归有触动，这不代表她做的事就对。
儿子等她哭完，才慢慢说：“阿姨，您难，我们理解。但您不能因为自己难，就拿别人的真心下手。我爸是真想跟您过日子，不是拿来给您还债的。”
说完，他当着她的面，把那份协议撕了。
纸一下一下裂开的声音，在包间里听得特别清楚。
“这件事，到此为止。”儿子说，“您搬来的东西，我们会让人送回去。从今以后，您别再找我爸了。”
方文娟坐在那里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整个人像一下子老了十岁。她张了张嘴，像是还想说什么，最后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我看着她，心里有恨，有气，也有一点说不上来的唏嘘。可再多的情绪，到这一步也没用了。路都是自己走的，她走到今天，归根到底还是自己选的。
从茶馆出来，外头太阳挺大，照得人有点睁不开眼。儿子问我，回不回家。我站在门口愣了几秒，点了点头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一直没怎么说话。
不是没话，是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。
到了家门口，我掏钥匙的时候，手还有点发抖。门一开，屋里静悄悄的，跟我离开那晚没什么两样。沙发还是那张沙发，餐桌上还有我那天没来得及收干净的一块桌布。只是次卧里，摆着她的箱子，床头柜上还有她落下的一把梳子。
这些东西看着不大，却让人心里堵得慌。
儿子找了搬家的人，把她的东西都清了出去。次卧一下空了，那个我辛辛苦苦布置出来的屋子，又成了没人住的房间。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，最后把门轻轻关上了。
儿子陪了我几天，临走前又劝我去北京住一阵子。
我知道他是好意，可我还是没去。
不是我犟，是我觉得人不能让一件事把自己整个日子都掀翻了。房子还在，生活还在，我要是就这么躲了，那才真叫输了。
儿子走后，家里又恢复了冷清。
可这次的冷清，跟以前不一样。以前那是空，现在倒像是被一盆冷水浇过，整个人都醒了。醒是醒了，滋味不好受，但总归比糊里糊涂强。
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没再去跳舞那块地方。
还是去人民公园，不过改成绕着湖走。看见熟人了，就打个招呼，别人问起方文娟，我就说她有事，不来了。再问，我就笑笑，岔过去。不是我好面子，是有些话说出来太难堪，自己听着都像个笑料。
有一天，老李头拦住我，非问我：“老张，你这舞练得正起劲，怎么说停就停了？”
我拍了拍膝盖，说：“老寒腿犯了，歇歇。”
他信了，还劝我多贴膏药。
我点头应着，心里却明白，不是腿不行，是心还没缓过来。
冬天来了以后，我一个人在家包了顿饺子，猪肉白菜馅的。以前这种活儿都是老伴儿做，我在旁边打下手，剁剁馅、擀擀皮。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弄，手法不熟，饺子包得歪七扭八，有几个还煮破了。
我把第一碗摆到老伴儿照片前，倒了杯酒，坐下跟她说话。
“你看，我差点犯糊涂。”
“不过你放心，房子保住了，脸也算保住了一半。”
说完我自己都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圈又有点发酸。
人到了这岁数，哪儿还能真跟谁较劲。被骗这件事，最疼的不是损失了什么，是突然发现自己那么想抓住点温暖，结果抓住的是把刀。
但日子总不能因为一把刀就不过了。
开春以后，天气慢慢暖了，公园里的人又多了起来。有天我遛弯走到那块空地边上，音箱里正放着《友谊地久天长》。一群老头老太太跳得挺开心，转来转去，脸上都是笑。我站旁边看了一会儿，老李头一眼瞅见我，冲我直招手。
“老张，愣着干啥，来啊！”
我本来想摆手，可脚却没挪开。
说到底，跳舞本身没错，错的是我看错了人。总不能因为一件糟心事，就把自己原先那点乐趣也搭进去。再说了，公园还是那个公园，音乐还是那个音乐，我凭什么躲着？
我就走过去了。
一开始没伴儿，我就跟着边上练练步子。后来有个新来的大姐，跳得也一般，问我愿不愿意带她两圈。我说我也没多厉害，咱俩互相别踩脚就行。她笑得挺爽快，说踩脚不怕，别踩心就成。
我也笑了。
你看，人活着，有时候就靠这么一句玩笑话，心里那块硬壳子，慢慢也就松开了。
如今我还是每天去公园，还是买菜做饭，还是一个人睡那张大床。孤单有时候还是会来，尤其是晚上，尤其是遇上下雨天，尤其是看到别人家窗户里亮着暖灯的时候。不过我已经明白了，孤单这东西，不能拿命根子去换热闹，也不能因为怕冷，就随便往谁怀里靠。
陪伴是好东西，但前提得是真心。
要是没有，那一个人过，也未必差到哪儿去。
至少，门一关，灯一亮，这屋里的一针一线，都是我和老伴儿攒下来的底气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泡一杯茶，听听收音机，或者就那么发发呆，心里也是踏实的。
人到老年，最要紧的不是找个人填空，而是先把自己站稳了。站稳了，谁来谁走，都不至于把你整个日子掀翻。
我现在常跟自己说，张卫国，往后眼睛放亮点，心别太急，路也别走偏。日子还有日子，春天过了有夏天，夏天过了有秋天。只要身子骨还行，饭还能自己做，路还能自己走，那就不算输。
至于方文娟，我后来再没见过。
有时候在公园里听人提起谁谁谁又换舞伴了，谁谁谁最近没来，我也会晃一下神。但也就一下，过去了就过去了。那段事，说是缘分也好，说是教训也罢，反正我记住了：人心隔肚皮，晚年的风浪，不一定比年轻时小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人也不能因噎废食。
该晒太阳还得晒太阳，该散步还得散步，该听歌还得听歌。天冷就多穿一件，心冷了就给自己烧壶热水。没有谁规定，老了就只能认命，就只能守着一屋子寂静发呆。
我现在偶尔也跳两圈，跳得不如以前勤，但心态反倒稳了。别人说笑，我跟着笑；别人问事，我能说就说，不能说就算。谁靠近我，我先看看；谁对我好，我也记着，但不再一头扎进去。
说到底，活明白一点，总比活热闹一点强。
这就是我，张卫国，六十五岁以后才补上的一课。代价不小，记性也算长了。好在最后，房子还在，儿子还在，我这个人也还没彻底糊涂。
那就够了。
剩下的日子，我慢慢过。太阳出来，我就出门；下雨了，我就在窗边坐会儿。人这一生，热闹有热闹的过法，清静有清静的活法。只要心不乱，脚下就还有路。
而我，还得继续往前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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